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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健林、王石、魏纪中、姚明谈体育:2020年实现数十亿净利

作者:         来源:         阅读量:211         发布时间:2016-12-06 16:17:16         分享到:

  以46号文为肇开始,中国体育产业改革的春风吹起。2016年,在政策层面,中国体育产业进一步明确了“十年5万亿,五年3万亿”产业规模的发展目标。各路资本也加速在海内外收购和布局体育产业。在市场经济新语境之下,体育产业参与者也面临着属于他们的时代命题,比如资本如何进行下沉开发和持续化发展?以竞技体育为核心的赛事、版权和俱乐部的运营,有何得失?在资本寒冬下,体育产业的创业者的路,又在何方?

  在此背景下,财新网举办了第二届中国体育产业论坛:热潮下的思考,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健林、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王石、亚奥理事会终身名誉副主席魏纪中、上海东方篮球俱乐部董事长姚明等莅临了本次会议。

  以下是本次论坛部分嘉宾的观点节选:

  王健林的小目标:到了2020年万达商业要实现十亿或数十亿的收益

  包括相关产业在内,体育产业在全世界的总规模为大概2万亿美元左右,全球从业人员接近1亿人。近年来,体育产业逐渐呈现出四大发展趋势,王健林认为体育产业正在与商业、传媒、旅游、国家或城市的发展相融合。以体育产业和商业的融合为例,从赛事冠名、服装赞助、形象代言等,商业已经渗透到体育运动的方方面面,体育运动要为商业服务,商业在某种程度上绑架了体育。现在,重大赛事都要考虑在全球各地播出的时间来做相应调整。比如欧洲职业足球联赛要考虑亚洲收视时间,要把比赛放在中国收视时间来打。因为中国是其赛事转播版权重要的买方,有大量的消费群体。

  但是和欧美发达的体育大国相比,我国的体育产业较为落后。落后变现在三个方面,一是差距巨大,二是体制落后,三是体育赛事少,人们的体育幸福指数偏低。以差距巨大为例,王健林谈到,体总局公布称中国的体育人口只占到总人口比重的30%,而真实数据有可能更少;而相同的数据,美国为75%,日本为70%。就体育总量来看,美国的体育产业(仅包括体育赛事、体育经济和体育传播三个方面)总量接近5000亿美元,占GDP的3%,日本的这一比例为2.6%,而中国的体育产业及其相关产业仅有0.7%。在人均体育指出方面,中国的人均体育支出大概只有美国的五十分之一,只是日本的四十分之一。

  基于此,王健林表示万达体育将继续扩大与国际组织的合作,继续进行海外体育优质标的并购,继续引进重大的国际赛事。在最后,王健林还谈到了万达体育的盈利目标:到了2016年,我们全球合并报表实现比较好看的盈利;2020年的净利润至少要做到10位数,或者几个10位数,最终使万达体育公司在资本市场上市,给中国资本市场奉献一个极其优秀的,具有唯一性、高价值、有持续盈利前景的优秀公司,这就是我们做万达体育的一个目标。

  王石:用Uber思维盘活存量体育人口

  王石认为,虽然目前中国体育产业水平不高,但在中国,体育产业的发展时机已到,已成为必然趋势。

  “马拉松在中国很火,我也发挥了一些作用。”王石笑言,在万科推广乐跑项目的过程中,中国马拉松项目数量从14个快速增长至150个。“体育产业市场巨大,不必再纠结体育投资是否会昙花一现。”

  王石还表示,中国人聪明,善于学习,而且肯干。“有了这三条,没什么事情干不成。”同时,王石还指出,中国的体育管理体制需要变革。现阶段,举国体制的体育培养制度,缺乏商业化,国际竞争力不强。

  和王健林的看法不同,王石认为中国体育人口很庞大,但体育教练的利用效率很低。他建议,体育产业从业者可以学习Uber思维,用互联网技术盘活存量运动人口,发掘存量经济的活力等。与房地产企业需要拼规模不同,王石认为,体育产业的公司需要“小而美”,做好细分领域的垂直和深化。

  魏纪中:政府不放权 体育产业难发展

  在会上,魏纪中发言称,政府部门要支持体育产业,就是要放权、放稀缺资源、放部门利益,否则体育产业难有顺利发展。魏纪中认为,体育产业中的企业,应该是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结合起来,不能把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的唯一目标,“说到底,这是一个薄利行业。"

  他指出,政府体育职能部门的工作,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,让群众对投入体育,从乐趣发展到兴趣。“体育产业现在已经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,而是怎么做。怎么做的问题有两个层面:政府层面,和包括企业层面的社会层面”。当前,“主要的障碍在政府的层面,不在社会的层面。因为社会的层面它是自担风险、自负盈亏的;而政府的层面不担风险,而且还要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。虽然现在像足协已经与体育总局脱钩了,但是还是那批人在做。”“政府应该做好守夜人的角色,防止资本的过度积累,社会权利被过度垄断,但其他微观层面可以放任不管”。

  魏纪中还借鉴了吴敬琏12月3日在财新峰会上发言的观点:现在改革顶层设计是好的,方向也明确,也有路线图和时间表,但执行层不行。魏纪中认为,体育行政部门的“执行层不行”的两个原因有二,一是思想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,市场经济的概念只是他们可以利用的实用主义工具;第二,体育产业催生了部门利益,需要从上、从下共同努力打破。这就意味着上面“更高层的人说不能这么干,下面的人要促进,向政府、向体育总局、向发改委要政策。”

  姚明:合理的利益二次分配才是长久之计

  姚明在会上表示,自从2014年46号文件到现在,有两年时间了,总体情况是乐观的。在接下来两年,体育产业也好,体育事业也罢,都在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前进。“只不过,很多事情有很多不确定性。这些不确定性,我们怎么看待?更多是看风险,还是看它带来的可能性?怎么把控?现在,社会和政府之间的分歧恐怕更大。”

  此外,姚明还谈及赛事IP的利润分配和机制改革问题,“如果联盟赚钱但是俱乐部赔钱,绝对不是长远之计。”至于什么才是赛事IP和俱乐部运营的长久之计,姚明认为:“很重要的一点,就是利益的分配。包括整体赛事和参赛,不管是俱乐部也好还是运动员也好,利益分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这里面如果没有合理的二次分配,从常理来说,缺乏了参赛的运动员,整个赛事也会垮台。”“不管世界杯、欧洲杯还是NBA,据我了解他们做的是合理的。我们这方面也应该加大研究,使大家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,使赛事可以持续发展。”

  至于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对比,姚明认为,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的下面,有更多稀缺的资源,包括部门的利益和赛事创新的社会保障资源。“因为体育赛事它是公共资源,公共资源的举办会用到公共交通、公共场地,安保等资源。在过去的一套制度和秩序,被40号文件以来的一系列观念所慢慢改变之后,新的秩序的建立,还需要一些探索。”

  姚明表示,这些探索到最后,一定是由双方博弈出来的,最后一定是形成大家相互都可以接受的结果。“很难说有哪一方面完全把控。现在总体来说,是一个行政力量松散,而创业力量或者发展力量更强劲的局面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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